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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研究】如何界分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走私行為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正義網 發布時間:2020年08月07日 11:26:30

(網經社訊)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有多種類型,其罪與罰的判斷涉及多個問題:如何理解走私犯罪中的稅款損失,如何判斷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是否造成稅款損失,結合當下政策如何劃定打擊范圍及實務中應如何操作等。

海關對于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監管制度是多維度的,既有消費者身份、電商企業的注冊等要求,也有對物流、交易、支付等環節的監管。而這種交易模式的核心是特定主體對于特定商品在進口通關環節享有稅收的優惠。

走私犯罪評價的是涉案主體的通關行為,入境后的貨物流向不影響其在通關環節對海關監管秩序的侵犯,也不能阻卻行為的刑事違法性。

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是指境內消費者通過跨境電商第三方平臺向境外電商企業購買商品,并通過“網購保稅進口”或“直購進口”運遞進境的消費行為。近年來,通過跨境電商渠道實施的走私犯罪案件不斷涌現,從實踐來看,多地有關執法部門往往以三單(訂單、支付單、運單)是否相符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依據。這種認定標準在取得一定打擊效果的同時,也引發了理論和實務界的爭議。

有觀點認為,成立走私普通貨物罪須有實際的稅款損失,很多三單不符的情形并未造成稅款損失,只能成立違規。事實上,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有多種類型,其罪與罰的判斷不能簡單地以三單是否相符作為依據。這里涉及多個問題:如何理解走私犯罪中的稅款損失,如何判斷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是否造成稅款損失,結合當下政策如何劃定打擊范圍及實務中應如何操作等。

違法違規類型主要有五種情形。目前,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的違法違規類型主要有五種:一是境內企業與電商平臺勾結,偽造消費者信息后惡意刷單,將一般貿易貨物偽報成跨境電商貨物,并在境內銷售牟利;二是境內消費者在電商平臺下單后,平臺因不愿意透露客戶隱私,而未將客戶信息提供給境外電商企業,電商企業為符合報關要求,遂將涉案貨物以虛假身份信息報關入境;

三是境內企業與電商平臺勾結,雇用他人以消費者名義向電商企業下單并付款,電商平臺根據訂單信息進行報關,涉案企業在貨物入境后向被雇用人付款回購,并從雇用人處實際收取貨物;四是境外非電商企業從事針對境內消費者的跨境銷售業務,其委托境內企業負責報關,境內企業為牟取利益,與電商平臺合謀,將實際生成于電商平臺外的交易生成虛假訂單,以跨境電商形式報關入境后,將貨物交付境內消費者;五是境內電商平臺為節省物流時間,偽造消費者信息用于刷單,將電商企業的貨物以跨境電商形式報關入境后,再向有需求的境內消費者銷售。

因三單不符,上述五種情形無疑均成立違規,但其是否一概構成走私犯罪實踐中爭議較大。走私犯罪的成立須以存在稅款損失為前提,這已在理論和實務界形成共識。然而,如何理解“稅款損失”存在觀點分歧。

稅款損失的界定標準。稅款損失的判斷不能脫離走私犯罪侵犯的客體。走私犯罪侵犯的是海關監管秩序,稅款損失是衡量監管秩序受到侵害程度的具體表現。因此,稅款的損失也應當結合報關、通關環節的節點進行判斷,只要在通關環節行為人違反監管制度,并少繳、漏繳應繳稅款的,即符合了走私犯罪的成立條件。

而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行為是否造成稅款損失需結合相關監管制度進行判斷。根據商務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部門《關于完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監管有關工作的通知》規定,這類行為的監管要求主要有五條:一是商品范圍符合清單要求;二是滿足稅收優惠限額;三是通過海關聯網平臺交易,實現三單相符或者三單信息真實;四是電商企業須為境外注冊企業;五是進口商品系消費者個人自用,不得二次銷售。

應當看到,海關對于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監管制度是多維度的,既有消費者身份、電商企業的注冊等要求,也有對物流、交易、支付等環節的監管。而這種交易模式的核心是特定主體對于特定商品在進口通關環節享有稅收的優惠。因此,判斷稅款損失的依據就是通關環節直接納稅義務人是否享有稅收優惠資格,即是否為境內符合監管條件的消費者。若這類人員不享有資格而根據優惠稅率繳納稅款,其少繳部分即可認定為稅款損失。反之,即便平臺在報關中使用了虛假身份、支付或者物流信息,也只能認定為違規。這是因為,享有優惠稅率的消費者根據海關規定的優惠稅率繳納了相應的稅款,未造成國家稅款損失,也就不成立走私犯罪。

違規行為的入罪分析。按照以上標準進行判斷,上述第二、四種情形就不能簡單入罪。這兩種情形中,通過平臺下單及處于直接納稅人地位的確實是境內消費者,若經查實這些消費者符合海關規定的消費限額,即便報關環節偽報了身份、交易、物流、支付等信息,也不會造成稅款損失。第一種情形中的涉案企業本就不享有跨境電商的稅收優惠資格,其稅差對應的收款數額即為造成稅款損失。實踐中,這類偽報貿易方式的走私行為通常伴隨著價格低報,司法機關在辦理這類案件時,應將“稅差”與“價差”所對應的數額一并計入涉案數額。

第三種情形的認定須區分民事關系與行為性質。從民事關系上看,平臺的雇用人是直接納稅義務人。但是,刑事評價的重點是主觀意志支配下的行為的性質。在這類情形中,被雇用者的下單、收貨、交貨、收取回購款等行為均在其與涉案企業的共同合意之內,也處于涉案企業的支配之下。那么,從行為性質的視角來看,直接納稅人就應該是涉案企業,而不是上述被雇用者。由于這類企業不享有稅收優惠政策,其按照優惠稅率繳稅當然會造成稅款損失。第五種情形中的涉案貨物雖然最終流向了境內消費者,但是電商平臺與境內消費者的交易完成于境內,其性質屬于內貿行為,而非跨境零售進口。跨境進口的行為實際系由電商平臺通過刷單形式實施,因而通關環節的直接納稅義務人不是境內消費者,而是不享有稅收優惠資格的電商平臺。據此,這類行為在形式上符合走私犯罪的構成要件。

但是,筆者認為,若上述第五種情形能查實貨物確實流向了符合監管條件的消費者,則不具有處罰必要性,可不作為犯罪處理。一方面,跨境電商的監管制度確實存在周期較長的弊端,有的涉案人員出于縮短物流的動機刷單進口,主觀惡性較小;另一方面,貨物的流向“合規”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對于海關監管秩序的侵犯,也與當下刑事政策、跨境電商制度的初衷相契合。

司法實務中可以通過推定的方式查實貨物的流向。簡言之,可以由涉案公司向司法機關提供貨物流向的證據,諸如企業用于記錄、備案的紙質單證、電子文件等。經抽樣及與海關數據對比,若貨物流向的消費者確實符合限額規定,則推定貨物流向符合監管條件而不作為犯罪處理;若違反限額規定的消費者超過一定比例或企業無法提供貨物流向的證據,則推定企業并未嚴格執行海關監管措施,仍然追究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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